由于今天上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参加“专业审判规范公司治理、持续优化法治营商环境新闻发布会”、中午又赶到学校参加新入学研究生与导师的发布会，我一直没有关注微信。傍晚时看到徐门弟子群里刷屏的消息都是沉痛哀悼徐老师。我虽过知天命之年，但看到徐老师9: 45分仙逝的噩耗，还潸然泪下。闭上眼睛，这位慈眉善目、淡定从容、温润如玉、睿智博学的经济法学开山鼻祖就不停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。

       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想大解放的黄金时期，我对于股份制改革与资本市场的法律基础发生了浓厚兴趣，更对徐老师为代表的老前辈开创的经济法学心驰神往。我在考研究生之前曾特别关注当时的民法经济法大论战，非常崇拜徐老师独树一帜的经济法观点，对他主编的、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法教材背诵的滚瓜乱熟。当时的经济法专业是最热门、最难考的专业。苍天保佑，我有幸以高分于1989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经济法专业。

       入校以后，徐老师和戚天常教授指定我我作为经济法专业导师组秘书，从此有了更多向徐老师面对面学习讨教的机会。不但有机会聆听他讲授的课程，还有幸参加他主持的科研课题，并跟随他参加高端的学术研讨会，包括中国法学会民法经济法研究会1991年7月召开的哈尔滨年会。在哈尔滨年会上，我提交了论文《论证券交易立法的若干问题》。作为在读研究生，本无资格在大会上发言。当时，王家福老师是研究会总干事，徐杰老师是副总干事，王保树老师是秘书长。没想到，三位老师打破论资排辈的老规矩，破例让我在大会上汇报观点。初生牛犊不怕虎。自从那次在全国性学术年会上登台发言后，我在任何场合发言时都不再怯场。在同年夏天在中央党校召开的“经济法规体系研讨会”上，我有幸在徐老师的指点下，起草了《经济法纲要学者试拟稿》，核心思想都源于徐老师的谆谆教诲与耳提面。正是徐老师让我参加的这两次学术活动把我推向了学术之路。

     　东风吹来满眼春。1992年春，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论述。我也面临毕业后的人生路口。那时我国研究生数量少,不像今天的毕业生要走出校门找工作。研究生院告知我有两个单位的用人需求与我的专业对口,一是国务院法制局(现更名为国务院法制办公室)的工交司,一是北方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。但我内心更喜欢从事法学理论的创新研究。于是,我征询徐老师的就业意见。他分析了市场经济对法治建设和法学理论的现实需求，建议我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，然后从事法学研究工作。由于徐老师负责的经济法博士点尚在申请之中，他推荐我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，跟随王家福教授和王保树教授攻读民商法博士学位。经过夜以继日的紧张备考,我终于没有辜负徐老师期望。徐老师不但在我考博时签署了推荐信，而且在三年以后参加了我的博士论文《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权的保护》答辩委员会，并撰写了非常翔实深刻的论文评阅意见。

        在政法大学读研时有个花絮，我们1989年入学的三十六位本科应届研究生由于之前没有参加工作，按照当时的政策必须到基层锻炼一年。这一政策到了下一届入学的同学又不适用了。这三十六位研究生包括宁晨新、杨悦新、周昀、杨立初、吕来明、陈瑞华、张建伟等同学，分别在顺义和怀柔的法院与检察院锻炼。而此前的研究生学制是两年半。如果我们的一年锻炼期间不计入学制，我们就要晚毕业一年。在徐老师的鼓励下，我和其他三十五位同学联名上书，终于在1992年夏天圆满毕业，而没有拖到当年底的就业淡季。当时要是没有徐老师给我撑腰壮胆，我断然不敢带头联名上书。

        一晃进入了互联网时代。徐老师也用上了智能手机。我和老先生也互加了微信。我很对不住老先生的是，他转发给我的微信比我转发给他的微信要多很多。我通常在节假日主动给老先生发微信问候。但老先生不摆架子，就像慈父一样，平时给我发送很多有益的养生、音乐和新闻等内容，让我受益良多。今年严老师六月二十四日仙逝后，他也十分难过，无比悲痛。看到她发来的严老师的遗体、遗照和两位老师年轻时的结婚照，我泪如泉涌，心如刀绞。当时，想为徐老师的心理压力分担一些，但语言又过苍白。本想今年国庆节去看望徐老师，但今天的噩耗传来，尽孝机会没了。打开手机微信，我和徐老师的微信互动永远定格在今年的八月八日。

        徐老师安详、静静地走了。但他的音容笑貌、学术思想和伟岸风范将永远留在我们心间。徐老师千古！

刘俊海记于2020年9月23日深夜（1989级硕士研究生，现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