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9年10月8日，由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主办的“商法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思维”研讨会，在学院路校区科研楼B209会议室顺利召开。

本次研讨会的参会人员有，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教授、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会长赵旭东教授，上海市法学会施伟东副会长（《东方法学》主编）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院长龙卫球教授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刘俊海教授，北京市法学会《法学杂志》付强执行主编，中国法学会《中国法学》编辑部王灏副主任，北京工商大学法学院吕来明教授，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邢会强教授，上海市法学会《东方法学》编辑部孙建伟编辑，《中国政法大学学报》陈景善副主编，中国政法大学《比较法研究》编辑部幸颜静编审，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的郑佳宁教授、马更新教授、朱晓娟副教授等。

研讨会伊始，主持人郑佳宁教授对与会嘉宾进行介绍并表示热烈欢迎。

围绕“新时代商法研究的重点领域”这一议题，龙卫球教授、刘俊海教授、吕来明教授、邢会强教授先后作出精彩发言。龙卫球教授指出，商法的跨界发展问题值得关注，比如电子商务法是商法与科技跨界结合的成果。其中，平台使得传统的交易对象、交易手段以及交易组织发生改变，是电子商务法的重点研究对象。在研究商法的跨界发展问题之前，首先需要明确以下两点：一方面，商法的跨界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要求。这是因为，科技发展使得过去不属于市场的某些领域商业化，而在这些新的商业化领域，传统商法往往并不能够得以适用，亟需改造。例如，人工智能不会局限于传统商事交易的模型，它使得商法的跨界出现迭代效应。另一方面，商法的跨界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商法产生影响，比如传统商法原则受到挑战、商事代理制度发生重大变化、商业风险难以规制等。

刘俊海教授认为，公司法是经济生活的根本大法，是投资兴业的总章程。公司法的修改应坚持以下四项基本原则：一是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，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比如，完善公司设立登记制度，令股东的个人信息具有可追踪性。二是注重弘扬股权文化。比如，培养股东诚信意识，新《公司法》应重点解决民营资本撤资问题。三是强化交易安全，加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。具体做法包括区分人格混同、股权资本显著不足等揭开公司面纱制度的不同类型，确立加速到期制度从而防止认缴资本制度被滥用，等等。四是鼓励公司承担社会责任，践行绿色公司法理念。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之下，当公司董事会作出符合公司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的决策时，法院不能以该决议不符合股东近期利益为由而予以撤销。

吕来明教授指出，电子商务法实施后，主体身份的识别成为新的问题。其一，社交电商合法性与主体地位问题。以微商为例，分销式是主要的电商模式，其中注册会员既可以作为消费者购买产品，也可作为分销商向其他消费者分享产品并获取报酬。此外，其获取报酬的方式可能属于复合式计酬，这便与法律所禁止的传销难以区分。对这一新兴业态，吕教授提倡采取尽量包容与理解的态度，通过解释现行的《禁止传销条例》对分销式电商与传销行为作出区分。其二，自营模式下的主体分离问题。例如，京东模式下，售卖方与开票方存在关联关系却隶属于不同公司，此时消费者签订合同的相对人究竟为哪一主体？其三，去平台化问题。《电子商务法》已对平台责任作出相应的规定，然而，实践中总有一些中小企业为了规避这一责任而将其业务拆分外包。对此，吕教授建议淡化平台主体的认定，坚持“自己的孩子自己养”，由拆分后的主体按照各自的身份承担责任。其四，新技术条件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问题。值得探讨的问题如，微信小程序的管理者所提供的服务是平台服务还是技术传输服务？通知删除规则对其而言是否适用？其所承担的责任是平台服务商责任还是接入服务商责任？

邢会强教授指出，证券法的修改有以下九大热点问题：一是调整范围等基础性问题。比如，证券法应如何定义？游离于证券法之外的证券产品应如何保护？二是以私募发行豁免、合格投资者、投资者适当性等为典型的发行制度问题；三是以程序化交易、场外退资为典型的交易制度问题；四是多层次资本市场制度与交易场所制度问题；五是执法制度问题；六是信息披露问题；七是证券欺诈问题。目前的不足主要有，虚假陈述“重大性”的标准过低、要求陈述的内容过多、内幕交易构成要件与抗辩事由不明确等；八是中介机构内部法律责任划分问题。现行制度下的不完善主要表现为，尽职调查标准与免责标准不明、IPO欺诈违法成本过低、债券违约中各方法律责任划分不清等；九是投资者保护力度问题。其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，父爱主义的保护应当是硬性保护还是柔性保护？

接下来，围绕“商法研究与教学新思路”这一议题，郑佳宁教授指出，在新时代下新的研究领域中，商法研究可以包容更多学科，学科藩篱可以被打破。以数据为例，在民法的维度，学者可以就数据权利的归属进行探讨；在商法维度，学者可以就数据的流通与流转进行研究；在经济法维度，学者可以围绕数据的反垄断问题展开讨论。总之，学者们应拓宽思维与视角，从更多领域挖掘研究重点，提出更具价值的学术观点。

 

马更新教授指出，由学术到学科，再到学人，是电子商务法课程开展的初心。具言之，电子商务法课程的教学目标为：通过课程讲授，使学生掌握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和范围，了解我国及国外电子商务立法现状，掌握电子商务主体法律规范、电子商务商业行为法律规范，了解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、网络环境下个人信息保护问题，并掌握相关典型案例，使学生培养法律精神和法学思维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实际问题。

在此基础上，朱晓娟副教授提出，电子商务法课程应当采取以教师讲授为主，以学生研讨及案例分析为辅的教学方法。其中，案例分析的方式主要包括讨论式案例分析与模拟法庭式案例分析。前者是指，针对某个知识点，选取一个典型案例，提出若干问题供学生展开讨论，最后教师加以点评、分析，并归纳知识点。此类讨论有助于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后者则为，在教学过程中将选取争议较大的电子商务法律热点问题，组织学生分角色扮演原告和被告，以模拟法庭的形式进行讨论。这种教学方式能充分发挥学生的能动性，培养学生实际运用法律的能力。

施伟东主编、付强执行主编、陈景善副主编、幸颜静编审分别就“商法研究成果之转化路径”发表意见。施伟东主编指出，打造高质量的学术IP应满足以下两点要求：第一，卓越的研究者要有强大的思考力与活跃力，要有足够的敏锐度去发现学术的蓝海，要把思考的成果落实到纸上，要把精品力作发表出来。第二，卓越的期刊要有传播力。特别是学术刊物，只有形成完整的学术传播闭环并带来正面且积极的学术影响力，才能站在公众与学术服务社会的立场之上，把公众期待转化为法学学者的社会责任使命感。

付强执行主编指出，人工智能迭代效应确实属于学术前沿问题，其中值得探讨的是，人工智能作为价值判断的正当性问题，并对“不区分企业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处罚政策，会造成股民二次损害”“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责任与企业整体责任应当分开”“企业的企品、人品同等重要”等观点表示赞同。最后，付主编建议各位学者，“研究真问题、真研究问题”，特别是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或疑难问题、理论上尚未研究透彻的问题。总之，能够切实解决实践中问题的文章才是具有发表价值的好文章。

陈景善副主编强调，商法的相关论文应当及时刊登。这是因为，一旦法律作出修改，尚未发表的文章就会失去时效性与及时性，这便是施主编与付主编所说的前沿性要求。此外，鉴于我国商法主要是从国外的法律制度移植而来，比如授权资本制股东利益的保护、持股比例被稀释时救济的制度设计，建议对此类问题进行借鉴研究或比较研究。

幸颜静编审坦言，与法学名家或大家相比，青年法学家的成果转化较为不易。目前，法学期刊面临选稿难的问题。这是因为，投稿量远高于发稿量，且投稿质量又都比较高，一定程度上导致编辑无法取舍。其中，“人工智能”与“大数据”是目前的热点问题、前沿问题，除此之外，关于法律修改与法律制定的文章被选中的机率相对较大。但需要注意的是，热点问题、前沿问题又往往缺乏理论深度。基于此，幸编审建议，把热点或前沿问题与基础理论相结合，把学术理论与实践判例相结合，唯此方能实现商法优秀成果的最大程度的转化。

最后，赵旭东教授做出总结发言。毋庸置疑，成果转化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。个人成果应当转化为公开发表成果，转化为国家法制建设成果，包括立法、司法以及法律决策的各种方案。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，学术成果转化具有一定的难度，特别是商法这种致力于技术性规范形成的实务性法律。为促进商法学术成果的转化，商法学者与法学期刊编辑工作者均应做出一定的努力。从法学期刊编辑工作者的角度来说，择稿标准不应一概而论。有必要根据学科特点，给予不同学科以区别化的评价，给予商法相对特殊的评价标准。从商法学者的角度而言，文章应当紧扣时代热点问题与前沿问题。比如，民法典颁布后的商事立法与民法典的关系将更加明确，其研究目标和思路将与目前有所不同；公司法未来将全面修改，包括公司治理、公司类型以及公司基本制度等；当前企业产权保护缺乏深度理论探讨，因而探求企业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与原理突破迫在眉睫；探讨破产法理论的市场适应性，同时提出相应的立法对策，等待。最后，期望商法学者始终秉持学术激情与学术精神，兼具学术能力、学术魄力与学术耐力。

伴随赵旭东教授的精彩总结，由中国政法大学商法研究所主办的“商法研究的新领域与新思维”研讨会在与会师生的热烈掌声中圆满结束。